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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76期惠泽了知

2018-09-29 06: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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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文首发于《华夏时报》。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专着《全球化至暗时刻:逃逸三重修昔底德陷阱》

  作者邵宇博士为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,陈达飞博士为高级宏观研究员

  出生于美国霸权的巅峰期,成长于“美利坚信条”的骚动期,成熟于美国霸权的退潮期,授命于国际秩序的转折期,特朗普及其幕僚成员的性格、观念和主张或多或少都打上了所处时代的烙印。现任总统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助理、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,更是将这种时代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
  人的观念与其人生轨迹和知识结构密切相关。年轻的时候,纳瓦罗就逐渐接受并形成了激进的左翼思想。1949年7月15日,纳瓦罗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(Massachusetts),父亲阿尔弗雷德·纳瓦罗是一名萨克斯和单簧管吹奏者。9岁,父母离异,他和母亲一起搬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。他和母亲挤在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,纳瓦罗则睡在客厅沙发。母亲在一家百货公司当秘书,工资微薄,纳瓦罗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。上大学之前,他做过仓库搬运工,当过保安,送过报纸和煤气。这段经历塑造了他“倔强”的性格。

  60年代末,靠着全额奖学金,纳瓦罗进入到塔夫茨大学(Tufts University)学习,于1972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(Bachelor of Arts)。一般而言,大学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,形成价值观的重要时段。而纳瓦罗读大学时期的美国,正经历1965-1975年反对越南战争和反白人盎格鲁-撒克逊新教徒(WASP)文化传统的交汇期。进步左翼运动风起云涌,大学校园正是进步主义运动的“主战场”。1969年,美国大学校园的骚乱、抗议和暴力活动达到顶峰,学生们以攻占礼堂,罢课,游行与集会的激进方式,拒绝父辈们“反动的、传统的、腐朽的信仰”,倡导恢复“美利坚信仰”的本色——洛克式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和个人主义,显示出了、反权威的特点。亨廷顿将这段时期定义为美国历史上第四次“信条激情时期”,前三次分别为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革命时期、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杰克逊时期以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时期。从时间间隔来看,这种“信条激情周期”平均为60年左右。如此看来,从第四次算起到特朗普政府上台,恰好又是一个周期的轮回。纳瓦罗在大学时期就染上了这种中间偏左的政治底色,只是他的左倾色彩更浓,更极端。

  大学毕业之后的3年,纳瓦罗在泰国的美国的志愿组织服务。服役结束后回到美国,重新回到高校进修,于1979年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。7年之后,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,纳瓦罗的研究重心是能源问题。70年代,他曾在马萨诸塞州能源办公室(Massachusetts Energy Office)和美国能源部(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)担任政策分析师的职位。1989年开始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,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中国,并于21世纪初全面转向。

  纳瓦罗研究重心的转向有其时代背景。1971年8月15日,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,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,至1973年《史密森协议》瓦解,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彻底崩溃,这成为美国经济内外结构失衡的“拐点”。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美元主导的纯信用货币体系,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要求,也决定了美国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逆差。70-80年代是美国与日本的“贸易战”的高潮期。之后,中国通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、1990年代初期的市场化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这“三大改革”接棒日本,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,同时也逐渐成为美国逆差的主要对象。而且,与日本相比,美国对中国的双边逆差和总的贸易逆差急剧扩大。

  纳瓦罗发现,他以前在商学院的学生正在纷纷面临失业的困境。这促使他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国际贸易领域,中国自然就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。“当时,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所以我开始询问,而所有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了中国。”纳瓦罗一直在寻找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原因,最终,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:中美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。一方面,中国利用各种违反WTO规则的措施,吸引美国企业将工厂搬到中国,导致美国国内制造业“空心化”;另一方面,在此过程中,中国还学习,或者是“窃取”了美国的技术,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,开始将“中国制造”的产品返销美国。相对于结果,纳瓦罗更关注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,同时也是中国实现贸易顺差的手段。

  自从其开始研究中国,纳瓦罗就慢慢变成了一个“分子”,并因此更加反对全球化。同时,因为其对中国和全球化的问题的看法与主流观点相抵触,纳瓦罗在美国学术界不是很受欢迎。长期以来,他都主张通过削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,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。现实告诉我们,他有足够的影响力将其主张落地为政策。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将纳瓦罗对贸易逆差的看法形容为“不可靠的经济学”和“幻想”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则将其形容为“糟糕的经济学”,经济学家圈更是将其称为“骗子”,嘲笑他是怎么拿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。

  纳瓦罗研究中国的成果首见于2006年出版的《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》(The Coming China War)一书。他在书中认为,中国正在寻求更多的全球话语权,致使其面临一系列的国内外挑战,具体讨论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如何在能源、自然资源、环境、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。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,一跃成为美国的畅销书,2年后便出了第二版。他在书中说,在第一版中提到的关于“中国制造”给美国等造成的问题,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恶化。正是因为这本书,特朗普认识了纳瓦罗,这本书也成为特朗普最喜欢的20本书之一。

  3年后的2011年,纳瓦罗出版了《致命中国》(Death byChina)。这本书继承了第一本书的基调,纳瓦罗通过大量现实的案例,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贸易过程中的“不公平”做法,认为这些做法对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是有害的,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美国更是深受其害。2012年,《致命中国》被拍成纪录片在美国上映。纳瓦罗在片中表示,中国造成了57000家美国工厂和250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。纳瓦罗还声称,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,以促进出口。这部纪录片再次加深了特朗普对纳瓦罗的印象。特朗普称看过纳瓦罗的纪录片,并在这部纪录片的首页留言称:“一针见血。这部纪录片用事实、数据和洞见描述了我们与中国的问题。我推荐你们赶快看看。”这一评论至今仍是该片网站的头条。将纳瓦罗引进白宫的,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。他也是因为看了这本书,才打电话邀请纳瓦罗做特朗普政策顾问的。

  又过了3年,纳瓦罗出版《卧虎》(Crouching Tiger),这本书算是纳瓦罗研究中美问题的一个总结,从前期的经济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,围绕“中国与美国会爆发战争吗”这一问题而展开。纳瓦罗认为,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崛起的现实和困境来看,中国必然要在亚洲寻求地区霸权,这与美国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实施“亚太战略”的目标是相冲突的。那么,中美如何才能避免“修昔底德陷阱”?在综合考虑了可能触发冲突的因素、中美之间的势力对比之后,纳瓦罗否定新自由主义的“和平方案”,坚持采用现实主义者的方案。该方案分为3个层次:军事上封锁、经济上制裁以及“合纵连横”,加强与亚洲的盟友之间的“融合”,以此遏制中国的崛起,维系亚洲和平,维持美国全球霸权。

  2016年11月21日,教书匠纳瓦罗摇身一变,成为新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(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,WHNTC)主任。对纳瓦罗来说,这一天来的有点迟,也有些意外。纳瓦罗从来就不是一个心无旁骛的教书匠。在加州大学任教期间,他曾多次尝试着步入政坛。上世纪90年代,纳瓦罗曾五次竞选公职,包括竞选圣地亚哥市长、市议会、郡监事以及国会议员,但是均告失败。他的大学同事也说,纳瓦罗对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远高于研究经济学。

  与其说纳瓦罗通过特朗普赋予的权力在实践自己的主张,不如说特朗普通过纳瓦罗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了经济学依据。在任命纳瓦罗之后的一份声明中,特朗普说:“几年前,我读了彼得关于美国贸易问题的一本书,他清晰的论点和透彻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有先见之明地记录了全球化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,并为恢复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道路。他将在我的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贸易顾问的角色。”特朗普称,他设立WHNTC的目的是为白宫提供贸易谈判方面的建议;与其它机构协调,帮助失业工人;主持特朗普的“购买美国,雇佣美国”(Buy America, Hire America)计划(该计划旨在促进基础设施和国防领域的就业);WHNTC还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、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合作。

  现任商务部长威尔伯·罗斯(Wilbur Ross)称赞特朗普的提名,认为纳瓦罗是“最佳人选”。但是,无论是在白宫内部、经济学界还是国际舆论方面,质疑声和反对声从没间断过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因为他反主流的经济学观念和政策主张,对“中国崛起”的极端敌视态度。他希望通过现实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一系列措施来遏制中国崛起。他曾声称:“除了实用主义者之外,我不喜欢被归为任何类别。”

  入主白宫之后,作为一个政治新人和极端倾向的“异见者”,纳瓦罗屡遭排挤。Politico报道称,到2017年7月,纳瓦罗只有两名员工,国家贸易委员会在白宫的影响力很弱,基本上已经成为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(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)的一部分。到2017年9月,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已并入国家经济委员会(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,NEC),这意味着纳瓦罗必须向NEC主管加里·科恩(Gary Cohn)汇报工作,而科恩推崇的确实自由贸易政策。这段时期,纳瓦罗无法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。

  一段时间后,特朗普注意到纳瓦罗的处境。据两位白宫高级官员说,2018年2月12日,特朗普把纳瓦罗叫进椭圆形办公室,问他为什么他的政府的贸易政策没有更激进。特朗普对纳瓦罗说,今年是他希望推进贸易政策的一年。然后他打电话给凯利,让他把纳瓦罗和他的办公室搬出国家经济委员会,恢复办公室的独立性,纳瓦罗的地位与凯利相当。同时,纳瓦罗还被升为总统助理,可以直接向特朗普汇报工作。而纳瓦罗的“老领导”科恩,因政策主张是不符合“特朗普主义”基调,于2018年3月6日宣布辞职。

  纳瓦罗被特朗普如此重要,至少说明特朗普认可其政策主张。“宫斗剧”之后,纳瓦罗已然成为“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”(《经济学人》,2018),从而也凸显了研究纳瓦罗思想,尤其是他对中国的看法的重要性和意义。

  纳瓦罗是自由贸易的坚定反对者,对中国的坚定敌对者,是一个不抱幻想的现实主义者。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,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的依赖,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,从而坚定的要求降低美国的逆差。有不少学者从GDP组成部分和国际收支恒等式角度说明,降低美国贸易逆差并不能促进美国经济发展,因为这只会导致贸易的转移,将过去对中国的逆差转变为对墨西哥、加拿大、越南和印度等,因此认为纳瓦罗犯了一个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。

  笔者认为,分析视角的不同,导致了纳瓦罗得到了不同的结论。纳瓦罗认为,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结果,在这个过程中,对美国而言,将伴随着企业的回流,知识产权的保护等,对中国而言,则起到正好相反的作用,中国经济会受到遏制,扩张主义倾向也会受到遏制。如此对比来看,美国的竞争力提升,出口会增加,进口会下降,国家安全也得到了保障。退一步而言,即使美国的整体逆差并不下降,在纳瓦罗看来,只要能够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,就有助于实现其对国家安全的诉求,这才是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最核心的目标。

  可以说,纳瓦罗是特朗普幕僚团队中最了解中国的人,他的主张及权力的起落,成为观察美国对中国态度之动态变化的一面镜子。只要他还能直接影响特朗普,只要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独断专行和飞扬跋扈,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就是不确定的,而且是一种略带有悲观色彩的不确定性。